李承功笑着摇头道：“缇帅，不必如此。如今这不交赋税的，不是你一个，有的人不过是个举人，也有着几千亩田地，保着自己一族人不负徭役。这种事官府不是不知道，而是管不了，与他们比起来，缇帅反倒是真的不用承担赋税，这交钱的事，也大可不必。”
“李方伯说的这种事，下官也听说过，一些举人仗着有功名，就敢带头抗租。也正因为有此积弊，苏松才欠税粮数百万石，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？下官身上担的差事里没有催收课税的事，也就不好越俎代庖，但是下官名下的产业，却必须带头交税，这个规矩，别人可以坏，我不可以。您只管收好，过了年，我派人来交钱。还有杨记在城内的所有生意，谁要是敢不交税，方伯只管下令捉人。”
在他离开布政衙门不久，这番发言和行动，就在南直隶范围内传播开来。东南地面，聪明人还是有不少的，这些话和行为，被人一分析，就有人猜出来，他这一番举动，很可能是要对赋税这一部分下手。
东南的大族豪强，历来有着抗税的优良传统，元朝实行的包税制，让这些名门大多成为包税者。通过这一身份，为家族聚敛了海量的财富，大笔的产业，交不出税的平民，就得把自己的田地卖给这些地主富绅。另一个时空里所谓明朝资本主义萌芽，其实很大程度上，就是因为农人失去土地，只能进城想办法，然后就出现了雇佣工人等事。
那些大家族倒也不是想把人逼的造反，他们会给这些人一条活路，给他们一口饭吃，他们要的只是田地，毕竟对他们而言，不管金银财宝还是古董奇珍，都不如田地来的可靠。
大明建立之后，他们的生活并没受太大影响，由于浙直是科举大省，朝廷官员里，有一大半是南方人。他们要么是出身名门望族，要么也与这些大家族有关，在朝廷里向来为这些大族说话。朝廷需要增收钱粮赋税时，这些大多会出来替家乡鸣冤，诉说着家乡的艰辛，希望皇帝减免家乡赋税。
当这样出来的大员够多，形成了舆论上的压力，就算是天子，也得考虑一下人心，最后只能不了了之。即使硬要推行，也往往被下面的人挡回去，并不容易收钱。
对于东南的豪门来说，他们已经习惯了不交税，或者少交税。像是杨承祖做海贸，如果是损害了其中一部分人利益的话，如果他真要收税，那差不多就是侵害所有人的利益了。
这件事如果真的做了，刚刚平静下来的南方，可能还会出新乱子，但是杨承祖并没有着手去做，最多还是在一种猜测的状态。单纯因为一个猜测，就跟某人不死不休，未免太不成熟。如果这个人还是天子宠臣的话，就更要谨慎处置。谢家的血还没干，没人愿意冒失的一脚踩进必杀陷阱里送死。
经过一番简单的磋商之后，几位东南的头面人物取得了一致的意见，惹不起躲的起，不能跟他动硬的。既然不希望他在东南搞风搞雨，还是好说好讲，把人送出东南，让他早日离境。另外一方面，就是把手伸到了他的内宅，用传统但有效的手段，开始在他的内宅里制造事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