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个问题，在特案组的会议上并没有提起过。不过，作为特案组长，我心里自然对此有所考虑。特案组7名侦查员中，我、梁道行、张百强3人不必考虑，我们连粤语都不过关，别说广西话了。而唐立栋是广西瑶族人；以此标准，陈君临、麦善思也不合格；最后就剩下尹白和侯烈风了。这两人中，若论机智，尹白略胜1筹，但他跟唐立栋年龄相差悬殊，体态也大相径庭。尽管据史重庆供称“暗波”并未打听过唐立栋的体态，可这种事儿不能大意，因此尹白也不合格。剩下的就是侯烈风了，尽管侯烈风比唐立栋小45岁，不过他长得显老。而且侯烈风还有1个优势：他是瑶族，正宗山民出身，攀山越岭、狩猎下套、野外生存、泅水驾舟样样精通。综合评估下来，我认为侯烈风最为适合。
领导思忖片刻，点点头：“好！就是他了！请特案组迅即制订具体行动方案后上报，同时做好赴桂办案的1应准备工作。”
次日上午，我接到通知：方案获批。
1950年3月3日凌晨4时，4辆军用卡车悄然驶离g市前往桂林。中间两辆载着特案组成员、公安局为特案组配备的报务员郑小光，以及十8名随同特案组行动的外援便衣；前后两辆卡车内则是担任警卫使命的1个排全副武装的解放军战士。
当天，特案组在广西梧州过夜，次日傍晩抵达桂林，进驻“华园”，这是中共桂林市委专门给特案组安排的驻地。
桂林“春风国医馆”后院，已经安全抵达目的地数日，并以中医身份安顿下来的谢先生，正在其与报务员、卫士3人居住的独立小楼内，焦急地等候台北总部的复电。
谢先生其实并不姓谢，真名陶省身，他毕业于国民党中央高级警官学校，后又去了美国，成为联邦调查局的1名具有正式编制的华籍雇员。戴x闻报，下了1番功夫将其收到门下。
戴x死后他成为“保密局”的上校情报专家，具体职责是研判跟美国有关的情报，以及在“保密局”跟美国方面合作时，为毛xx当顾问。
国民党败逃台湾，陶省身以及家眷随同去台。原以为从此就老死岛上了，哪知命运跟他开了个玩笑，“保密局”竟然又把他打发到内地来了，让他在广西组织。
陶省身抵达桂林安顿下来后，按照台北的密电指令，他应该尽快与国民党军队旧部钟祖培取得联系。钟祖培已于1月25日在其家乡、距桂林大约百里的恭城县公开组织“恭城人民救国军”，由其任中将总指挥。当天，纠集3千余名旧部及恶霸土匪，在该县的嘉会、和平等地发动“暴动”，但很快被解放军击溃，钟祖培逃入深山。其后钟又在形势压迫下向解放军自首。
陶省身向台北报告了上述情况，请示接下来是离开内地前往香港待命，还是返回台北，或者留在内地执行其它使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