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给加利亚尼老师打电话，她用热嘲冷讽的语气对我说：“发生什么事儿了？我在书店、在报纸上都没再看到你的名字了，你已经退休了吗？”我回答说，我生了两个女儿，我现在在照顾她们，然后我问起了娜迪雅。她变得很不客气，她说，娜迪雅已经长大了，她已经离开家独立生活了。她去哪里了，我问。这是她的事儿，她回答说。我正想问她儿子的电话号码时，她没打招呼，就把电话挂掉了。
我用了很长时间，才搞到阿尔曼多的电话，在他家里找到他，也费了很大力气。当他终于接了电话，他好像很高兴接到我的电话，甚至有点急于向我倾诉。他在医院里很忙，他的婚姻已经结束了，他妻子离开了，把孩子带走了，他现在是一个人，生活有点儿涣散。谈到他的妹妹时，他语气变得很生硬。他轻轻地说：“我已经和她断绝关系了，在政治和其他方面，我们分歧太大了，自从她和帕斯卡莱在一起以后，她就彻底失去了理智。”我问：“他们一起出去住了吗？”他不想谈论这个话题：“可以这么说吧。”就好像这个话题在他看来很轻浮，他越过这个话题，提到了现在糟糕的政治状况，提到了布雷西亚的血案，谈到那些收买政党的老板，情况恶化了，法西斯分子又抬头了。
我又给卡门打电话，是想让她放心。我跟她说，为了和帕斯卡莱在一起，娜迪雅和她家人断绝了关系，帕斯卡莱像小狗一样，跟在她后面。
“你这么觉得？”卡门问。
“毫无疑问，爱情就是这样。”
她表示怀疑，但我还是坚持自己的看法，我非常详细地跟她讲了帕斯卡莱来找我的那天下午的情况，我有些夸大其词地说，他们很相爱。我们挂了电话。但在六月中旬时，卡门又非常绝望地给我打了电话。在大白天，吉诺被杀死在自家的药店门口，他们朝着他的脸上开了枪。我当时想，她告诉我这个消息，因为药剂师的儿子是我们青少年记忆的一部分，不管他是不是法西斯。这个消息当然让我很震惊，毕竟我们是一起长大的。但她告诉我这个恐怖的消息，真正原因不是这个，而是警察去了她家里，把她家从头到脚搜了一遍，他们还搜了加油站。他们在找证据，想证明这是帕斯卡莱干的。她现在的处境非常糟糕，比堂·阿奇勒被杀死时，她父亲被逮捕时更加糟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