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莉拉也看了。”他说。
“她说什么？”
“她对那张照片很满意。”
“然而，”帕斯卡莱嘟囔了一句，“他们让人觉得，你还是大学生。你应该写一封信给报纸，跟他们说你已经毕业了。”
他抱怨说，现在《团结报》给学生运动的空间很大，恩佐也表示同意。他们说的话，跟我在米兰听到的差不多，只是用词要粗糙一些。很明显，虽然我是他们的朋友，但我的照片刊登在了《团结报》上，他们想跟我谈论一个适合我的水平的问题，尤其是帕斯卡莱。也许他们说这些是为了打消他们的不安，还有我的忧虑。
我听他们说话，我马上明白，他们的关系因为政治热情而变得坚固，他们上完班经常见面，一起去参加意大利共产党员的聚会，或者其他会议。我听他们说话，有时候出于礼貌也说两句，他们也会回应我，但我没法摆脱我的担忧，莉拉总是那么坚强，但不知道被什么事情折磨崩溃了。我们去圣约翰·特杜奇奥的路上，他们好像为我感到骄傲，尤其是帕斯卡莱，我说的每个字他都在听，而且他还经常通过后视镜看我的反应。尽管他还是用那种权威的语气说话——他是城区的共产党支部书记——实际上，他希望得到我的认可，来增强自己的底气。这也是真的，获得了我的认可之后，他就跟我说，他和恩佐以及其他人要面对的党内冲突，他说，有的人就好像狗腿子——他皱着眉头，用手拍着方向盘——他们等着阿尔多·莫罗一个呼哨，就会跟随他去，而不是打破僵局，直接开始斗争。
“你是怎么想的？”他问。
“的确是这样。”我说。
“你很棒！”他用庄严的语气赞美了我，我们走上了一道脏兮兮的楼梯，“你以前很出色，现在也一样。是不是，恩佐？”
恩佐点了点头，但我明白，每上一级台阶，他对莉拉的担忧都在增加，我也感觉到同样的担忧，他觉得，说这些闲话让他很愧疚。他打开门，大声说我们回来了，然后他指着一道门，透过门上的毛玻璃，屋内透出暗淡的光。我轻轻地敲了一下门，走了进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