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，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发生矛盾。
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，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。经济基础的变化，迟早会导致整个巨大的上层建筑的转变。’
这段总结起来，就是我黑板上的这十个字，如果大家读过《资本论》的话，就会发现‘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’，可以说完全贯穿于整本书之中。
因此，只要是希望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我们的革命事业，就必须深刻理解这句话的内涵。
不知道大家还记不得上周红中报刊登的一篇文章，专门将十月革命前后苏联的钢铁产量，与我国进行对比。”
教室不大，大家听得都很认真，有人还特地拿出了本子做着笔记，问题一提出来，大部分学员都举起了手。
周以力点点头，一直以来，红色中华报的印数并不算多，但在分配上，所有教育机构肯定是排在优先位置的，因此有这样的结果并不奇怪。
接着他继续说道：“既然如此大家应该还有印象，这里我再专门点出几个数据，欧战之前沙俄时代的钢产量为431万吨，十月革命后，苏俄退出战争，钢产量降至308万吨。
哪怕是后来因为三年国内战争的破坏，使得工业产能大幅下降，在经过数年的休养生息之后，还是很快恢复了过来。
那么去年我们国家的钢产量是多少呢？一点五万吨，甚至不够人家的一个零头，更何况，因为军阀割据的缘故，这些有限的产量更是分摊到了不同地方。
所以具体到某一座城市，无论是江城还是申城，我们与十月革命前的俄国，差距只会更大。”
周以力在谈论这些数字的话，心情和语气都是相当地沉重，国家的贫弱体现在方方面面，看到这巨大的差距，作为落后者在迫切希望改变现状的同时，又难免会感到深深的无力。
下面的学员也是类似的情况，只见大家纷纷低下头，捏紧双拳，却又不知从何处发泄这份情绪。
相对来书，周主编的内心要显得更加坚定一些，他相信自己已经走上了一条正确的道路，所以快速恢复过来后，他继续说道：
“我说这些不是要来打击大家的积极性，而是要告诉大家，两个国家的经济基础完全不同，那么革命的形式也必须要有针对性的调整。
从数据上，我们就能得到一个很清晰的结论，现在的夏国还是一个相当落后的农业国家，工业基础极度薄弱。
正因如此，国内几乎大部分的城市，其实都是消费型城市，关于所谓的消费型城市，大家可以去看这个月二号，程刚同志写的一篇文章。
我这里简单介绍一些，就是说城市自身的生产能力有限，粮食、棉花、矿物、钢铁，这些最基础的生活、生产物资，都需要从农村购买，或者直接从国外进口。
除了申城、江城等极少数的大型城市外，一般城市生产出来的工业品极其稀少，甚至可以说完全满足不了自身的需要。
所以从生产的角度来看，对于我们现在来说，城市其实应该是负担而不是资源。”